我国大学前教育由于其突出的应试特征与问题,被人们称之为“应试教育”。在很多人的眼里,似乎大学前教育的问题都是由中高考尤其是高考制度引起的,只要改革现行的中高考制度,问题就能得到解决,我国的大学前教育将会大为改观。这种看法无疑是过于简单化了。毫无疑问,应试化是我国大学前教育的主要问题,现行的中高考制度则是导致我国大学前教育应试化极其重要的原因,但应试化并不是我国大学前教育的全部问题所在,这些问题也不都是由中高考制度引起的。
例如破除惟分数论者提到的语文教育问题,就远不止他们所说的不注重应用写作能力的培养。现在的语文教育,完全是按照语言文学专业的要求在教育学生,一部分是语言教育,一部分是文学教育,是“语言+文学”的教育,所以准确地说应该叫“语言文学”教育。而更重要、人类在没有文字之前就通过史诗等在进行的本民族文化传统教育,却很少涉及。结果是学生尽管接受了十二年的正规语文教育,对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却知之甚少,远不如那些没有受过这么多教育,甚至连文字都没有的少数民族青年对自己民族文化的了解。他们的语文知识不可谓不多,也不可谓不深,但文化却很少,不仅成了有知识但不会写作的人,更成了有知识但没有文化的人,甚至连字都写不好。这就是我们的语文教育,整整十二年的语文教育!按照《礼记﹒学记》的观点,一个人接受九年教育就应当成为“知类通达,强力而不返”的“大成”之人,“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可我们十二年的语文教育,却没有把我们的青少年培养成熟悉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不仅有知识也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这难道也是高考的错?显然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不是高考不考,而是根本就没有把文化纳入中小学语文教育大纲。“语文”在现行中小学教育中就等于“语言+文学”,是“语言文学”,而不是“语言文化”,所以语文教学的内容就只有语言和文学,没有或者说很少有关于文化的内容。如果把“语文”理解为“语言文化”,那教学内容就不仅应当包括语言和文学,还应当包括思想文化,甚至应当以思想文化为主。而那些纯粹属于语言学,不仅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没有关系,与绝大多数人在工作中实际运用语言文字也没有多大关系,对提高人们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也没有多大帮助的内容,比如在我国古代几千年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过,只是到了近现代才有语言学家进行研究的有关内容,像十九世纪末叶才由马建忠写出第一本著作的语法学、1932年才由现代学者陈望道写出第一本著作的修辞学,就没有很大的必要学,至少没有必要学那么多和那么深。因为几千年的实践证明,尽管它们也需要研究,也是很重要的知识和学问,但没有它们,并不影响人们的阅读理解能力,人们也照样能够写出漂亮的文章,甚至像唐宋八大家那样写出千古文章。
再比如中小学生减负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课外辅导班等问题,上自教育部,下至省、市、县教育主管部门,乃至社会各界,无不异口同声,矛头所向都是中小学校和老师,是学校和老师为了提高升学率才如此。问题要真是这样,无疑又是高考的错。但问题真是这样吗?如果不管以什么方式增加学生的负担,都不能提高升学率,或者说对提高升学率作用不大,那学校和老师还需要增加学生的负担吗?增加学生的负担同时也要增加老师的负担,虽然程度会有所不同,但肯定是要增加的,可是政府却并不给他们增加工资。如果对学生掌握所学内容、提高学习成绩没有多少帮助,不能提高升学率,中小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会不辞辛苦,并冒着风险去增加学生的负担吗?他们有那么愚蠢吗?所以中小学生减负问题之所以屡禁不止,根本原因在于大多数学生都需要,对他们掌握所学内容、提高学习成绩有帮助。大多数学生之所以都需要,是因为他们在规定的学习时间内根本完成不了学习任务,不能很好地掌握规定的学习内容。他们在规定的时间内之所以根本完成不了学习任务,则是因为教学大纲规定的任务本身就太重了,超出了大多数学生的学习能力。由此可见,中小学生之所以负担重,不是因为学校和老师给他们安排了额外的学习任务(虽然这无疑也会增加学生的负担),而是因为国家规定的学习任务太重了,超出了大多数学生的学习能力。如果国家规定的学习任务比较轻,大多数学生轻轻松松就能完成,学校和老师就没有必要再额外增加他们的负担。就是想给他们增加负担,恐怕也增加不到哪里去,又会有几个学生会接受课外辅导,去学那些自己在课堂上就已经掌握了、本来就会的东西呢?就是家长舍得花钱,学生也不会愿意去。那些
以上两个事例足以说明,目前我国大学前教育存在的问题并不都是高考引起的,远不止人们已经认识到的那些由高考引起的问题,远比那要严重得多。把我国大学前教育称作“应试教育”可以,但若认为我国大学前教育的问题仅仅在于“应试化”,认为只要改革高考制度,甚至只要破除惟分数论,就可以解决大学前教育存在的问题,使其成为让人民满意的教育,无疑是过于简单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