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文）什么是“文明社会”呢？冯先生给出了一个定义：“所谓文明社会，就是人们的教育程度很高，富有社会公德，社会很有秩序，社会风气很良性，也很健康。”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的教育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1979年高校在校生人数只有102万人，2012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达到了680万人，在校生人数已高达2600多万。25～64岁劳动适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2000 年的7.97 年提高到了2010 年的9.1年，差不多每年都要提高一个百分点。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与18岁至22岁人口数的比率）2010年达到了26.5%，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12.7年，预计到2015年，这两项指标将分别达到36%和13.3年，接近中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但是我们似乎并没有觉得社会比以前文明了多少，社会风气也并不比以前更良性、更健康。相反，社会的文明程度与社会风气似乎还在往下滑落，社会信任度跌落到了很低的水平，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调查，已经跌破60分的信任底线，七成被调查者表示“不相信陌生人”，连助人为乐都成了令人怀疑的事情。套用一句流行语，在很多人眼里，现在助人为乐已只是个传说。冯先生之所以出来提倡建设“文明社会”，不也是因为目前我国社会的文明程度令人担忧吗？
可见一个社会文明与否，与教育肯定有关系，但与人们的受教育程度并不一定成正相关关系。如果我们对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40后、50后老人与受过正规教育的80后、90后青年分别进行社会公德测试，将会得到什么结果我想是不言而喻的。受教育程度低甚至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不一定就不文明，受教育程度高的人也不一定就文明。所以，对于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人们的教育程度不是关键，关键是人们受的是什么教育。知性化的教育只能提高人的知识水平，至多也只能提高人的智力水平，不会提高人的文明程度。只有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切切实实的德行修养才能提高人的文明程度。这也正是那些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们也很文明，很有公德心的原因。
中国古代社会能够接受教育的人是很少的,全国人民平均受教育程度也很低，比我们现在不知要低多少倍。但中国历来都被称做礼仪之邦，社会文明程度一直广受赞誉，社会的诚信水平也比现在要高得多，经商做生意都主要是靠诚信而不是合同，就是因为中国古代的教育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以切切实实的德行修养为核心，整个就是教人如何做一个文明人，如何成为一个人格健全、品德高尚的君子。并且这种教育不仅存在于学校中，更是渗透到了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之中，既贯穿一个人成长的始终，也贯穿于整个国家从上到下的治理之中。文明——传统的叫法是“知书达理”，行为表现则是“彬彬有礼”——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地位，甚至可以说是神圣的。即使那些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不知书的人，也以达理为荣，以行为举止符合礼仪为荣，以不讲理、举止粗鲁为耻。所以辜鸿铭说真正的中国人的人性类型就是“文雅”（gentle）—— 善解人意和通情达理两种东西结合产生的“难以言表的文雅”。
虽然我们不能说中国古代社会的文明程度比现在高，特别是在制度性和科学性的层面，古代社会与现在是没法比的。封建专制制度（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本身就是野蛮的，从上到下还有许多不文明甚至愚昧野蛮的陈规陋习。应当说，在制度的科学化和人性化方面，在人们思想观念的科学化方面，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是古代中国无法比拟的。但是，在个人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举止方面，我们也进步了吗？没有。被辜鸿铭称之为传统中国人人性类型的“文雅”，现在已经很少见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个人的文明程度是降低了。而这恰恰是在教育大发展，人们的受教育程度大幅度提高的时期发生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教育是完全知性化的，脱离生活的，与个人的德行修养无关的，我们的学校不过是梁启超说的“贩卖智识杂货店”，而我们家庭和社会的教化功能也已经大大减弱。所以尽管人们的受教育程度在不断提高、快速提高，但是人们的教养水平却并没有相应提高，文明程度也没有相应提高，不仅没有相应提高，反而还有所降低。所以我认为，要建设“文明社会”，提高人们的教育水平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改革教育的内容与方式，提高人们的教养水平。因为一个由众多缺乏教养的人组成的社会，是无论如何也文明不起来的。
2013/2/27烟台
